卢可镇（1947- ），宁海桑洲人，中共党员。曾任中共宁海县桑洲公社桑洲大队支部书记。1979年秋，带领村民率先实行土地承包到户，成为改革开放后宁波包产到户第一人。由此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宁波全面推行，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序幕。

   

右一为卢可镇。

41年前的一个秋末，夜很深了，小山村里还有一户人家的灯亮着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弥漫着一股烟草味，卢可镇坐在小板凳上，手上夹着根卷烟，地上躺着十几根燃烧殆尽的烟头。不远处坐着的妻子抬起头，干燥的嘴唇动了动又阖上了，眼神里透着担忧。卢可镇抬起头看了妻子一眼，他知道妻子想说什么。卢可镇用脚蹍熄了烟头，语气坚定，“我想好了，田必须要分，大不了我一个人去坐牢！”

1973年，当了5年兵的卢可镇退伍回到家乡桑洲村，帮助当时宁海县驻桑州大队工作队开展工作。对工作认真负责、凡事冲在前面的卢可镇当年就被提拔为桑洲大队副书记。1978年，老书记调走了，卢可镇成为桑州大队的一把手，全村的担子就压在了他的身上。桑洲村位于宁海县西南部，是革命老区，也是有名的贫困村，山多人多地少。460多户人家，千口人，连旱地算在内，一人连三分地都不到。当时手艺人一天的收入才1.5元钱，劳动力外流也受到极大的制约。一千多口人，就被束缚在三分薄地里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要靠国家接济度日。

1978年11月，七百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，冒着风险签下了分田到户的协定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1979年初，卢可镇打听到浙江的部分农村已经开始实行“分组作业、联产计酬、联产到劳、包产到户”多种形式的责任制。“听说搞得效果很好，农民很拥护，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能下来。”期盼“分田到户”的卢可镇既激动又忐忑，“当年的单干风、分田到户，多少人挨了批，这一次还是口头给的消息，万一有变化或者出了什么大错，可不止会挨个处分。”不干，大家伙继续挨饿；干，个人的政治风险太大！33岁的卢可镇骨子里还保留着当兵时的热血，咬咬牙，不顾妻子的担心，说服其他大队干部，带头操办起分田的事情。

卢可镇胆大心细，桑洲大队有8个小队，他打算从自己所在的一小队进行“试点”。他召集一小队的队员开了个小会，谈了“分田到户”的想法。话刚说完，会场都安静了下来，有人抽着烟，有人看着地上，有人望着窗外。一片寂静之后，有人开口了：“只要书记你带着我们干，咱们就分田！”第二天，一小队结算口粮，按土地估产，根据土地面积和人口分配了土地，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分田到户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！听到风声的其他7个小队几乎踏破了卢可镇家的门槛，表达了分田的强烈愿望。卢可镇顺应大家的意思，马上召集8个小队的生产队长开会讨论分田到户的事情。会议结束后，每个生产小队第二天就开始在田里热火朝天地丈量土地、评估产量，基本上三天内就完成了分田到户的工作。分田的过程顺利地出乎卢可镇的意料。

分到了田，农民就跟开足了马力似的，早出晚归，没事就去自家田里转悠。以前出个工，拖拖拉拉，做个活，马马虎虎。现在，收成好坏都是自己的，种什么都自己决定。农民小心翼翼地照顾着田里庄稼，天不亮就去田里锄草，半夜还守着给庄稼浇灌。立秋时，桑洲大队就已经完成了夏收夏种，比大锅饭时快了两倍的时间。

   

转眼，到了收获的季节。1980年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获得了大丰收，绝大多数农户家里的粮食收成比1979年多了一倍不止。有的社员收了3000多斤的谷子，有的社员收了2000多斤的番薯。卢可镇家人口少，不到一亩的地，也收获了1800多斤的作物。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谷仓，木匠师傅成了抢手的香饽饽。大家伙高兴之余，就是担心政策说变就变，收了这么多粮食，也没人拿出去卖，都打了谷仓储藏着。饿怕了，手里有余粮才能把心放到肚皮里。直到第二年，政策没有变，粮食大丰收，有些农民才把第一年的陈粮拿出去卖，这也是桑洲村历史上第一次不拿国家的供给粮，还有余粮卖给国家。

桑洲村喜获丰收的消息传到十里八外，附近的大队都纷纷跑来学习取经。卢可镇的工作除了给大队农民提供农技服务，就是带着其他来取经的大队在村子里参观，讲讲“分田到户”的经验。1980年秋收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在宁波市“生产靠贷款、口粮靠返销、生活靠救济”的“三靠”地区试行。在总结试点经验后，从1981年到1983年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宁波市全面推广，完成了113万农户承包350万亩集体土地。1982年1月，中央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，消除了桑洲村农民的顾虑。口粮的问题解决了，农民还种上了各种经济作物，在家养猪养鸡养鸭，在涝地挖塘养鱼虾。富余的劳动力出门打工、做生意，几年间，汇回家的钱就占了信用社储蓄额的大头。

   

近些年，乡村旅游兴起，桑洲村每年都会举办油菜花节，三四月的时候，满山都是金灿灿的油菜花，远近的游人闻名而来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在四十年前这片朴实的土地上，卢可镇，一位普通大队书记，拉开了宁波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序幕。